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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我对屈原的通俗理解
作者:余秋雨    文章来源:《寻觅中华》    点击数:    更新时间:10/29/2008    

 

 

 

  一

 

  在中国文化奠基的时代,所有奔忙在黄河流域的诸子百家,辛苦虽然辛苦,却一路被诗歌所笼罩。

 

  他们不管是坐牛车、马车,还是步行,心中经常会回荡起“诗三百篇”,也就是《诗经》中的那些句子。这不是出于他们对于诗歌的特殊爱好,而是出于当时整个上层社会的普遍风尚。而且,这个风尚已经延续了很久很久。

 

  人类几个辉煌的古文明都经历过以诗歌建立民族共同话题的阶段,那些诗歌,大多是叙事体的传说史诗。中国古代也进入了这个阶段,但以散篇抒情诗为主。这个区别,将会决定中华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一系列审美习惯。没有区别的是,大家在从愚昧、野蛮进入文明的一个关键台阶,居然都诗情漫漫。

 

  由此可知,我们远祖的精神起点很高。在极低的生产力还没有来得及一一推进的时候,就已经“以诗为经”了。这真是了不起,试想,当我们在各个领域已经狠狠地发展了几千年之后,不是越来越渴望哪一天能够由物质追求而走向诗意居息,重新企盼“以诗为经”的境界吗?

 

  那么,“以诗为经”,既是我们的起点,又是我们的目标。《诗经》这两个字,实在可以提挈中华文明的首尾了。

 

  当时流传的诗,应该比《诗经》所收的数量大得多。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是孔子把三千余篇古诗删成三百余篇的。这好像说得不大对,因为《论语》频频谈及诗三百篇,却从未提到删诗的事,孔子的学生和同时代人也没有提过,直到三百多年后才出现这样的记述,总觉得有点奇怪。而且,有资料表明,在孔子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诗经》的格局已成。成年后的孔子可能订正和编排过其中的音乐,使之更接近原貌。

 

  但是不管怎么说,无论是三千选三百,还是三万选三百,《诗经》的选择基数很大,则是勿庸置疑的。

 

  我本人一直非常喜欢《诗经》。过去在课堂上向学生推荐时,不少学生常常因一个“经”字望而却步,我总是告诉他们,那里有一种采自乡野大地的人间情味,像是刚刚收割的麦垛的气味那么诱鼻,却谁也无法想像这股新鲜气味竟然来自于数千年前。

 

  我喜欢它的睢鸠黄鸟、蒹葭白露,喜欢它的习习谷风、霏霏雨雪,喜欢它的静女其姝、伊人在水……,而更喜欢的,则是它用最干净的汉语短句,表达出了最典雅的喜怒哀乐。

 

  这些诗句中,蕴藏着民风、民情、民怨,包含着礼仪、道德、历史,几乎构成了一部内容丰富的社会教育课本。这部课本竟然那么美丽而悦耳,很自然地呼唤出了一种普遍而悠久的吟诵。吟于天南,吟于海北;诵于百年,诵于千年。于是,也熔铸进了民族的集体人格。

 

  在朦胧的夜色中,一群人马返回山寨要唱几句约定的秘曲,才得开门。《诗经》便是中华民族在夜色中回家的秘曲,一呼一应,就知道是自己人。

 

  《诗经》是什么人创作的?应该是散落在黄河流域各阶层的庞大群体。这些作品,不管是各地进献的乐歌,还是朝廷采集的民谣,都会被一次次加工整理,因此也就成了一种集体创作,很少有留下名字的个体诗人。这也就是说,《诗经》所标志的,是一个缺少个体诗人的诗歌时代。

 

  这是一种悠久的合唱,群体的美声。这是一种广泛的协调,辽阔的共鸣。这里呈现出一个个被刻划的形象,却很难找到刻划者的面影。

 

  结束这个局面的,是一位来自长江流域的男人。

 

  二

 

  屈原,一出生就没有踩踏在《诗经》的土地上。

 

  中华民族早期在地理环境上的进退和较量,说起来太冗长,我就简化为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吧。两条大河,无疑是中华农耕文明的两条主动脉,但在很长的历史中,黄河文明的文章要多得多。

 

  无论是那个以黄帝、炎帝为主角并衍生出夏、商、周人始祖的华夏集团,还是东边那个出现了太皞、少皞、蚩尤、后羿、伯益、皋陶等人的东夷集团,基本上都活动在黄河流域。由此断言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一点不错。

 

  长江流域活跃过以伏羲、女娲为代表的苗蛮集团,但在文明的程度和实力上,都无法与华夏集团相抗衡,最终确实也被战胜了。我们在史籍上见到的尧如何制服南蛮,舜如何更易南方风俗,禹如何完成最后的征战等等,都说明了黄河文明以强势统制长江文明的过程。

 

  但是,这种统制,不足以消解长江文明。任何文明的底层,与地理环境、气候生态、千古风习有关,伟大如尧舜禹也未必更易得了。幸好是这样,中华文明才没有在征服和被征服的战火中,走向单调。

 

  自古沉浸在神秘奇谲的漫漫巫风中,长江文明不习惯过于明晰的政论和哲思。它的第一个代表人物不是霸主,不是名将,不是圣贤,而是诗人,是一种必然。

 

  这位诗人不仅出生在长江边,而且出生在万里长江最险峻、最神奇、最玄秘、最具有概括力的三峡,更是一种必然。

 

  为什么说是必然?因为天地无言,需要象征。有象征才有精灵,有精灵才能表达天地之心。

 

  我多次坐船过三峡,每次都要满心虔诚地寻找屈原的出生地。我知道,这是自然与人文两方面经过无数次谈判后才找到的一个交集点。

 

  如果说,《诗经》曾经把温煦的民间礼仪化作数百年和声,慰藉了黄河流域的人伦离乱和世情失落,那么,屈原的使命就完全不同了。他只是个人,没有和声。他一意孤行,拒绝慰藉。他心在九天,不在世情……

 

  他有太多太多的不一样,而每一个不一样又都与他身边的江流、脚下的土地有关。

 

  请想一想长江三峡吧,那儿与黄河流域的差别实在太大了。那儿山险路窄,交通不便,很难构成庞大的集体行动和统一话语。那儿树茂藤密、物产丰裕,任何角落都能满足一个人的生存需要,因此也就有可能让他独晤山水,静对心灵。那儿云谲波诡,似仙似幻,很有可能引发神话般的奇思妙想。那里花开花落、物物有神,很难不让人顾影自怜、借景骋怀、感物伤情。那里江流湍急,惊涛拍岸,又容易启示人们在柔顺的外表下志在千里,百折不回。

 

  相比之下,雄浑、苍茫的黄河流域就没有那么多奇丽,那么多掩荫,那么多自足,那么多个性。因此,从黄河到长江,《诗经》式的平原小合唱也就变成了屈原式的悬崖独吟曲。

 

  如果说,《诗经》首次告诉我们,什么叫诗,那么,屈原则首次告诉我们,什么叫诗人。

 

  于是,我们看到屈原走来了,戴着花冠,佩着长剑,穿着奇特的服装,挂着精致的玉珮,脸色高贵而憔悴,目光迷惘而悠远。这么一个模样出现在诸子百家风尘奔波的黄河流域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请注意,这恰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个体形象出现的伟大诗人。《诗经》把诗写在万家炊烟间,屈原把诗写在自己的身心上。

 

  其实屈原在从政游历的时候也到过黄河流域,甚至还去了百家汇聚的稷下学宫,那当然不是这副打扮。他当时的身份,是楚国的官吏和文化学者,从目光到姿态都是理性化、群体化、政治化的。稷下学宫里见到过他的各家学人,也许会觉得这位远道而来的参访者风度翩翩,举手投足十分讲究,却不知道这是长江文明的最重要代表,而且迟早还要以他们无法预料的方式,把更大的范围也代表了,包围他们在内。

 

  代表的资格无可争议,因为即使楚国可以争议,长江可以争议,政见可以争议,学派可以争议,而诗,无可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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