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的结社，古已有之，然而于明为烈。在近三百年时间内，至今名目可考的文人社团就有几百个。这不仅影响到当时的文风学风，而且对明季地方政治尤其是南明政权的存亡也不无关系。 

社际分类 

明代文人结社，从结社宗旨目的上可分为二大类，一类为诗社，一类为文社。诗社往往起于诗人之间的诗酒兴会，互相酬唱，抒发意气，多为意趣相通、情怀相谐的浪漫的结合。文社则不同，文社说起来似乎更近于“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但其实不然，文社的设立，原只为科举制业的结合，专研时艺，揣摩风气，最终目的是为求取功名。文社也做诗，诗社也著文，做诗做文不是诗文社之间的根本差别，差别在于，一为纯粹的意趣结合，一为实际的功名之图的结合。 

不过诗社之中，还有一个大分别，那就是纯粹的诗社和养老怡老性质的诗社的分别，后者多由年老退休退隐的官吏组成，多年沉浮升迁的官场生涯之后，带着空虚荣衔和不空虚的囊橐回归故里，建一处别墅山庄，凑几个同乡故友绅缙，吟唱于林下湖边，实不失为一种怡养晚年的好景。这类“九老”、“耆德”、“高年”、“逸老”、“怡老”等等名目诗社，其存在时间端视诸老们的年寿和精神而定，但其数量着实不少，占到整个诗社中相当大一个比例。 

若从明代近三百年历史纵线上观察，明代早中期，诗社盛行而文社少有，最多的是九老十老们的怡老诗社。明代中期弘治、正德、嘉靖年间，纯粹的诗社大盛，卓有声名的如王世贞、李攀龙等人组成的七子会。至万历以后的明后期，文社出现并逐渐增多，天启年以后发展尤盛，老年诗社则走向衰歇。明末，诗文社并行，不过，际此大局崩坏，无论诗社文社，所关注所争执的已不是尊秦汉胜唐还是尊唐宋八大家，而是时局和形势，虽然仍存在派别之争和门户之见。 

此外，第三种有意义的是地域分类。统观有明近三百年，文人结社兴盛之地，始终集中在东南沿海的江、浙、闽和安徽、江西以及南海即今广东，最为集中是苏杭一带。这是可以理解的，自南冬以还，苏杭经济社会历来发达，商业繁兴，城乡生活稳定富庶，人文荟萃，由科举而登上仕途的人也多。这些都是文人结社的社会基础。江浙文人结社繁盛的现象，恰好和唐宋文化主要集中在中原一带形成对比。

社中活动 

诗社文社社集一般为一年两次，春集、秋集或叫春会和秋会。届时社员聚于一处，诗酒征逐，品书评画，出题作诗作词作文，彼此唱和，互相评点。诗酒畅怀的，席罢即归，意兴不减的再结袂远足外游，或泛舟于湖中，或徜徉于林下。有豪门巨室、高官退隐者主持其事的，常择山水胜迹处建别墅山庄专作社集之地，一般寒士布衣为众的，通常是轮流作东，依次由各家相招款待。声势庞大、成员众多的社的社集，那就需要专门“借场子”了。明末复社集会，动辄数千人，在苏州虎丘举行一次集会计有二千人，大雄宝殿都无法容纳，只得分散在山石旁、松林下。 

在平日，社中活动更多的是通过书简往还，或作酬唱应对，或切摩讨论文章诗艺。文人不是学人，除了必须应付的科举作业之外，少有讨论学术的。后人对于明代学风批评说“空疏不学”，这对于明代学人犹可说，对于文人却是不对路的。文人本不重学术，这种批评还是以学术为本位，以清代学术成就为背景而言的。 

文人结社另一项重要活动就是刊刻诗文。所刊刻的诗文有两种，一种是社内成员的，或单集或合集，合集有二三人，也有多至十数人乃至数十人的合集，这后一类合集往往就是较大社集时社员之间的唱和之作。另一种刊刻的诗文则是前代经典诗文或当代时文的选集。这之中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为科举制业所特别编选的“复习辅导教材”，这类集子对当时举子或有急用，然时过境迁，多无甚存留的价值。还有一种诗文选则是诗社、文社表示自己风格、趣味、见解乃至主张和标准的选本，虽然选的是前人或他人作品，但编印传布之后则成为自己社内的旗帜。   

文人结社，声气相求，来往的是诗文，铺垫的是酒席，来往之余要出游，定期还必须举行集会，集会之时的诗酒唱和在集会之后要刻印传布，这都需要开支。如果诗文社声势浩大，社内成员多至数十人以至上百上千人，那就非要有同样浩大的开支来支持不可。九老十老们的诗文社主在怡老养老，活动不会太多，凭着在官时的积纳，再加以轮流坐庄，开销无须太多。可也不尽然。做过兵部尚书的许孚远在万历壬寅（一六零二）年发起主持的逸老堂社，“集七邑冠盖四十余人”，声势颇不小，可第二年许孚远过世，逸老堂会经费无着而停歇。当地太守询问何故，答以社内无田，苦于大家凑钱且无人担当。于是太守出面拨田若干亩，每年地租即供该社春秋两季的社集开销。老人社尚且如此，成员更多、声名更盛因而活动规模也更大的其他社，其开销之大可想而知。 

明末最大的文人社团复社，在其合各社并入复社之始，就曾由发起人吴曾出过巨资，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有记述：“扶九（吴曾字）居吴江之荻塘，藉祖父之赀，会文结客，与孙孟朴最厚，倡为复社。既而思合天下英才之文甄综之，孟朴请行，出白金二十镒，家谷二百斛以资孟朴。阅岁，群彦胥来，大会于吴郡。”白金即银子，一镒为二十两或二十四两，一斛即一石，仅仅是开张之初的奔走联络就需要如此大的费用。

结社与政治 

一提到明代文人与政治，一般人立刻就会想到东林党，想到东林书院那付著名的对子：“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虽然“东林党”不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东林党”名目也是外人加诸其身的，但这里还是将“东林党”排除，不作评议。这有二个理由：一是东林党人起始不是结社，而在讲学，是从设立东林书院肇始的，而书院与诗社文社不同。二是东林书院发起者是退休官僚顾宪成、高攀龙等人，他们虽退归故里身在江湖却不忘朝廷，与宫廷现实政治、人事升迁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与诗文社也是绝然不同的。诗文社虽然在明末也有参与政治，但这不是初衷，往往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明代早中期，文人结社与政治是完全没有干系的。明代开国以后，明太祖即明令不允许读书人议论朝政、批评国事。商务印书馆收集编入《涵芬楼秘籍》中的《松下杂抄》下卷有这样的记载：洪武二年，太祖诏天下立学，令礼部传喻，其中有一条是：“天下利病，诸人皆许直言，惟生员不许。今后生员本身切己事情，许家人报告。其事不干己，辄便出入衙门，以行止有亏革退。若纠众扛帮，骂詈官长，为首者门遣，余尽革为民。”有这样的禁令，再说与闻政治、关心国事原本也不是文人结社的目的。所以许多社在设立之初，社规、社约中就作出明文规定，不议论国事。万历十三年退休官僚张仁组织的怡老会其社约谓：“意兴所到，率意成诗，成不成，工不工，各自得也。”又谓：“坐间谈山间景物之盛，农圃树艺之宜，食饮起居之节，中理快心之事，若官府政治市井鄙琐自不溷及”（《武林掌故丛编》）。在社中什么都可以谈，就是不谈政治，诗做得好不好也在其次。 

当时所有的诗文社差不多都是这样，每逢社中集会，诗酒相酬之后，三五为群，优游于林间湖上，咏景赋诗，选胜为乐。各社之间也不互通声气，少有往来。嘉靖年间北方设立的海岱诗社，“其社约中有不许将会内诗词传播，违者有罚一条，盖山间林下自适性情，不复以文坛名域为事，故百风气为转移，而八人皆闲散之身，自吟咏外，别无余事，故互相推敲，自少疵类，其斐然可颂，良亦有由矣。”（《四库总目提要》一八九卷）这些结社可说是纯粹的为诗为文，不及其他了。万历年间设立的南屏社更有这样的见解：“夫暂溷城市，则鄙吝之心萌；一入山林，则清旷之趣惬。矧良时易失，嘉会难常。”为了做诗惬趣，为免市井相扰，想要远离人间日常生活了，可见时事政治根本不在其视野之内的了。 

明末的几社，其初起时也不问政治，即使以后与复社合并，这种态度也没有多少变化，杜登春《社事始末》中说到：“六子（指几社最初发起者夏允彝、陈子龙等六人）自三六九会艺、诗酒唱酬之外，一切境外交游，澹若忘者；至于朝政得失，门户是非，谓非草茅书生所当与闻，而以中原坛坫，悉付之娄门（复社发起人张采）、金沙（复社发起人周介生）两君子，吾辈偷闲息影于东海一隅，读书讲义，图尺寸进取已尔。”几社诸君子积极参与现实政治，那是明朝将复直至北都陷落以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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