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土荣：这两节课实际上也是我们又回过头来看我们三年以来的这个高中教学的一种现象，也是一种进步。以前可能就是说一方面我们是在互相埋怨当中走过了一段路，埋怨的就是一个可能就是说我们把一些责任推给这个历史。历史上我们中国人比较多地形成的一种保守的思想，好像保守是一种民族的传统，因为它这个也可以找到印证，那个汉代时期的时候，就是蔡邕，那个时候他就规定一个人能够背到九千（他叫九千言），背到九千言的人他就可以给他官做。他当时是把这个作为一个基本标准，就是你不到九千言就不给你官做，就是背到九千言以后就可以给官做，所以势必汉代那个时候很多人去抄来背，都把它背下来了。那时是有这个现象，但实际上我们再推溯到孔夫子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孔夫子的教学，实际上在朱熹前的教学大部分都是一种那个启发式的教学，启发学生去发现问题的教学。

到了这个朱熹这个时候，就有一点受科举制度影响，比较渐渐地走向于重志、重诗、重经，这个是我们民族的后来的一个传统。这本来是一种扭曲性的东西，恢复高考前一段时间，应该说这个教学的这种东西随着一切都打乱，那个时候的人们的思维可能还是比较活跃的。后来一恢复高考以后，一切以考试为标准。所以现在这个如果是我们追到历史的话，可能追到最近的就是跟这个高考的这个制度的负面的影响有关。很多人自觉和不自觉地把这个高考的负面的影响强化了，认为高考的那个试题就一定是唯一的标准。在我们平时听老师的课当中也说，老师他也很想让学生很积极地发言，也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但是发了言以后，他最后还是要给学生一个答案。就是说你高考的时候你就不要这样回答，高考的时候你就要按照标准答案回答，这里就是实际上这个老师就非常无奈。他一方面他看到了这种调动学生积极思维的一种好处，但是他又怕因为自己的这种引导就影响了学生的高考成绩，误了学生的前途。

我们在这个高中新课程改革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许多教师都认识到了我所说的，一就是他们通过学习历史，知道我们的历史也有创新的一面，直到后来科举制度是限制了我们的一些创新，变成了一些保守，也知道现在的高考确实有负作用。他们就希望我们现在这个新课程的评价就能够更宽容的态度，能够从制度层面上给这个发现和创新一个空间。那么随着这个课程标准这个进一步实施，教学的进一步发展，和这个考试大纲的进一步明晰，现在我看不少教师也就动起来了。这个动起来了就如刚才说两个的方面，一就是现在已经在我们原来的基础上就发掘新的意义。比如：《拣麦穗》这篇课文，就是学生学过了的，所以曾经讨论过说学生既然已经学过了这篇课文，再来上也没有什么价值，甚至在上之前，老师都还有这个疑问。最后巢老师也肯定了，你从不同的角度上就肯定有价值，我们也想就上一篇这种课文，从发现的角度上去重读课文。今天看来这个课是非常成功的，这就是学生在完全没有什么任何沿袭的情况下实实在在的表现。

比如学生发现的过程也是很真实的。一开始的时候学生实际上他没有读懂，不知道这个老汉和这个小孩的那种纯真的感情。同学与同学之间因为他们年龄相仿，再来读这种你要嫁给我啊，你要等我那种，他们还以为搞笑。实际上他们开始的笑声是一种很肤浅的，完全没有进入那个文本层面的一种笑声，完全是一种我跟你坐在旁边，你是女同学我这样读，好像我们之间有了把柄的这种笑声。同时那些同学有些人也有点捉弄的性质，想叫谁谁谁去读一下，谁谁谁平时学习好……他那个时候还没有读进去，但随着这个教师的这个正确的引导，我们后来就看学生就沉静下来了，他们真正是在用心在读，他们真正发现了这字里行间简单的对话，当中那种人情的美。一个老汉他无所求，一张担子就是一个家，但是他对这个小孩会产生那种很自然的一种怜爱，这种就是很美的，后来学生发现了这种美。本来课堂上当时还有一个情节，我们也想引导学生说说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类似的感情经历，有没有以前没有发现它美，现在回过头去看应该那也是很美的东西。当时我们就想到一些细节，比方说老舍《纪念我的母亲》那篇文章，它就是通过一个细节。他看到他的母亲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细节，他的母亲就看到他的女儿出嫁了，母亲在那里站着呆呆的。老舍看了这个情景以后，就想到母亲那种情感，后来自己也想到这种情感。我们今天的学生他可能也想到，想到这种老汉的背影，就有点像朱自清的背影，这个学生的思维就活了。而且把自己原来的阅读，读书过程中的知识积累都联系在一起了，就读懂了。就在反复读的时候联系起他自己以前的知识积累，也想到了自己有没有这种感情。后来这个问题没有设计进去，也是时间关系。但是我们总觉得《拣麦穗》这节课今天上得很成功，以后，我就想可能给教师一个启发，为什么我们以前没有这样去上。

以前的教师按照教参，基本上在盲目当中还是以教材为主，这样教师本身就没有发现，他本身没有发现的意识，或者有了这种意识又因为工作太忙，他没有去进行这个发现的尝试。像陈老师上这篇文章的时候，她是反反复复读了的，自己读出了那种味道，自己发现了问题。你要引导学生去发现，老马刚才也说到，我们现在为什么小学也好，中学也好，很多学生的问题提出来了，教师没办法回答。有些教师他不希望学生去提出问题，去发现问题，因为他觉得这样太麻烦。就刚才昨天在讨论的时候，张任老师还说要是有10%－20%的学生都这样来创新，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教了。实际上你如果说你真正弄懂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个问题，你就会有发现的思路，你不能够他一个完满的答案的时候，你起码可以他给一种发现的思路，我觉得这个课程就要很成功的。

深圳那个课我是第二次听的，我说之所以这个听了以后大胆地把它拿到这里来代表我们省的一种成果，一种现象。是因为我觉得也是它本身就一下子就站在一个制高点上，就和这个《拣麦穗》不同，拣麦穗是从平凡当中去发现。他那个小说的猜的现象，它一下子在一个制高点上，它一个机制就形成你一定要去猜，一定要去想。这猜和想本身他就是一种发现，就是一种创新。所以我觉得这两节课应该说就是说在我们省的这个发现与创新当中我觉得有一定的代表性，当然它还不成熟，他操作起来还有一些的要值得商榷的地方，老师讲话的还是多了，那个给学生的这个去猜去想的这个空间还可以有更多一点。

巢宗祺：刚才谈到实际上可以说是老师也知道，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创新能力的重要，但是现在担心这个考试——高考，你创新了，弄得我到高考学生抓不到分数怎么办，这实际上是最大的问题。所以在教学中呢，是有意的或者是无意地就压抑了学生这种，自己也压抑了自己的这方面的发现创新能力的培养，这种积极的冲动。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一方面我们是要从这个思想观念这方面来要鼓励，还要老师这个认识好这个重要性，一方面呢还要老师打消这样的顾虑，那么另一方面确实像王老师刚才说的，我们在制度层面上从高考这个设计上头我们还要进一步调整。

曹清荣：讲到这一点我觉得我们高考的作文上面强调审题是重要的，现在把那个审题的那个面搞得非常狭窄，面对这个材料，搞得很多学生好多老师都战战兢兢，生怕学生偏题了跑题了，一旦偏题跑题，你的作文得分就很低。这个实际上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会压抑我们教学行为里面的那种有意一些做法，一些创新的一些做法。

我们老师给学生一篇篇文章，他首先强调的这是一篇非常好的文章，这是丰碑，这是一个高度。那没有想到这个文章无非是个例子，学生要借着这个例子或者把他这个文章作为一个阶梯，让他踏在上面去攀登更高更高峰。那么我们就未必要对某个材料要那么去崇拜？要那么去觉得他是不能够唱对台戏的，不能够否定它的，如果是学生和老师有尖子崇拜，有对名人的崇拜，这个因素他会很大程度上制约学生和老师的创新行为、创新心理、创新意识。比如有些课文他实际上有明显的瑕疵的，我们老师也得硬着头皮来讲它的好处，讲得牛头不对马嘴还是要讲。那个时候你能不能换一个思路，这个文章讲了这么样一个东西，讲不下去了，我就说同学们喜不喜欢这篇文章，我们能不能找这篇文章的缺点，这样是不是也可以偶尔为之，这样是不是也可以培养创新能力呢。就像这个《拣麦穗》，我在一个地方听课，有一个老师就说照我们这个说法：“小时候那个小孩子讲什么嫁人生孩子什么的，是一个很害羞的事，这个小女孩他就说嫁给这个老头子，这个反常不反常？这个真实不真实？”结果学生一下子，发言也很踊跃，这个讨论呢也使这个问题也引起了深入。这个我觉得如果是处理得好，他也能够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引导学生能去创新。

巢宗祺：其实刚才那个王老师讲到，上课的时候许多学生笑啊什么的，他也是就是说在表层去理解个这篇文章里的那几句话，“你嫁给我，我嫁给你”，那个女孩子嫁给他，其实老汉在这种农村里面这种玩笑过去是很多的，常听到这样的事，而且小女孩他根本不懂嫁是怎么回事。所以到后来学生慢慢地理解了这样的文章的意义的时候，他就不会再去笑那样的小女孩，你不害羞啊，不是这么回事。

刚才我们讲到的，可能现在我们在制度，升学考试这个体制上头的时候还有一些给老师们带来一些顾虑，我想这个逐步逐步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

张任：其实现在新课程应该说还是有一些改进的，新课程在学生评价当中比较强调发展性评价。发展性评价就是说我们更注重的是这个发展的过程，而不是最终的这个测评的结果，其实应该讲在这个平台上学生还是在发现和创新方面有一定的空间。

王土荣：讲到这个制度层面，实际上高考的现在这几年，大家如果去想一想，从这个考试中心那一层，那一些制定课标的人，制定那个考试大纲的人那里实际上早已经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把这种意识转化为了一种政策的东西。只是我们老师可能在第一线的时候，一个就是还没看到这张卷子真实的怎么考，还有些顾虑；第二就是有一些宣传工作可能也做得不够。

我举个例子，就刚才几位老师说的这个关于作文的这个审题扣得很死的问题。实际上这几年来的高考的作文，一直是想朝着有利于学生去发展的空间上走的。你看单独命题的时候，那个是很单一的，你必须按照我这个题目，不然的话你就不行。第二个就是有阅读的材料，用材料作文来考学生的时候，就是想既给学生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又给你一定的空间。后来的话题作文更是这样，话题作文对审题的要求降得更低。后来再探索一种新的材料作文，对这个话题作文，对这个话题的内容、话题的范围扩展得就更大了。

现在我们受国家考试中心的委托做前年9月15号的调研试题，和去年11月4号的调研三套调研试题的时候，我们就充分地考虑了这个意识，也把这个意识体现出来了。但是后来发现下面的老师反映上来的，都是扣分扣得非常的厉害。他们就是认为某一个材料就有一个命题者最想表达的意图，他们叫做揣摩命题者的意图，他们认为这个就是最佳的。实际上当时命题的时候，我们一点都没有这种想法，当时就是想与教育有关的都不算走题，不是说一定要讲教育公平，但是下面就扣得很死。今年这个作文就在制度层面上把第一类和第二类的这个作文这个评分标准里面的那个“切题”两个字去掉了，就是说原来的一类作文和二类作文就一定要求要切题。所谓的“切题”就有一点审题中有一个题目是最接近主旨的，是最佳立意的。今年就把这个去掉，就是说想渐渐地从这些操作层面、制度层面给他们比较大的空间。至于说是不是有一些教师，他们还没有认认真真地学这个考试的评分标准，他们还在一定的场合底下特别地强调这种审题、这种立意啊，我们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有一些沟通不够。实际上像今年的这种作文评分，从制度层面上或者领导层面上非常强调给学生空间，一定不要在这个审题立意上去卡学生。那么就是想给学生一个发现创新的空间。这对我们来说，我们就认为这已经是一个曙光。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大家如果是参加过高考评卷的，阅读题的评分标准也是放得比较松的。原来就是说他一定要怎么样，比方说他答这个问题要答到三层，如果只答到一层的就不给分。现在实际上他是按点给分，觉得这个问题如果他要求回答六点，你答对了三点就给三点的分，甚至有一些模模糊糊的，有点对的，也都给了他分。

巢宗祺：这里面讲到我们放宽以后，可能大家觉得比较宽松了，大家高兴了。但是我还有一个想法，我们现在不要笑得太早，后面还有很多问题呢。你一放宽以后比如说作文，我事先准备好一些东西，准备好一些作文，你什么题目我都往里面一套——套做，到时候你说切题不切题我不管它。所以我觉得这个一方面我们在制度层面上要鼓励大家去创新，放宽限制；另一方面这个矛盾可能还始终会有。你说要彻底消除矛盾不可能，我们只是尽可能把这个矛盾能够解决得好一些，里面的那个限制尽可能要小一些，还要不断地去探索。那么在刚才我们讨论的这些制度的问题，因为今天一下子我们讨论不了，也不是短时间能解决的。

前面提到那些问题中又说到有的老师他也重视发现和创新了，但是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去培养学生发现创新的能力，找不到恰当的做法和抓手。那么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譬如说上一堂课里边有两位老师做的这样一种尝试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很有价值的一个案例，除此之外我想还会有很多做法，希望能够引起老师们的去思考。有的地方我们还可以把思路更打开一些，其实你要培养学生发现创新能力，远远不只这两堂课里面提供的那些东西，只要我们能够放开自己努力地去探索，去思考，我们还会有很多的那个办法的。

王土荣：现在也还要注意一种现象，就是说发现的东西也必须是一种语文的东西。因为我们是语文嘛，虽然我们也强调这种跨学科的东西，但是这种跨学科的东西，它也必须是为语文服务的。有一些他的发现呢，有的那些课已经是变成一种政治课了。我们前年那次你也来了，就是在那20节课当中，有些课他纯粹就是上了一种非语文的课，他也有让学生去探究，也让学生去发现，但是那些引导上去的东西呢，他就不是语文性的东西了。我们语文的这种发现和其他那种发现还要区别开来，并且如何把它们融合在一起，也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觉得今天这两节课基本上就是一种语文层面的，思维层面的发现，我觉得这个分寸还是把握得比较好的。

巢宗祺：这个头脑里边想到的那个发现创新，还是比较多地想到自然科学，是技术上的发明创造。在语文里边发现创新究竟怎么回事，还没弄明白，还没有真的弄明白。还有就是因为我们语文课当中涉及的课文多种多样，比如说明文，一篇说明文就是自然科学的东西，他就顺着那个杆子爬下去，他不去考虑语文的东西，而去考虑那里边的自然科学去了，这样一来就是我们在语文课上去种了人家的田了，不是种的我们语文的田。刚才提到这样一个问题确实是我们在那个语文的教学中要注意的问题，有人认为这个是新课程带来的问题，其实以前就有这样一种做法。

马新民：我非常同意巢老师刚才讲的，就是很多发现也好，其他方面的很多问题也好并不是新课程带来的，而是在以前就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把语文课上成班会课，把语文课上成历史课，语文的田地里面为别人耕耘的这样的现象，其实是在以前大量存在的。一个语文教师和一个物理教师、一个数学教师相比，他所面临的第一个障碍就是当他走到课堂上的时候面对“我要讲什么”，具有太多的可选择性。他不像数学老师或者物理老师、自然科学的教师，“我要讲”什么是确定的，现在我只是考虑一个问题，我怎么样讲，我怎么样把这个知识教给学生，能够更快捷更高效，学生能够记得更好，用得更妙。语文老师不是，比如我拿着《拣麦穗》这样一个文本走上讲台的时候，我抓住什么来讲？我讲哪些东西？这个本身就面临着太多的选择，而这个选择往往会把我们语文老师引入歧途。

那么语文老师这时就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脑子里面要有一根弦，就是我上的是语文课，我的课要有语文性而不是语文味的问题。所谓的语文性，首先第一个层面就是，我们面临一个阅读文本的时候，这个文本它讲的什么，其次它是怎么讲的，再次他为什么这样讲而不那样讲。（我们的语文课是以阅读课居多。）而我们现在的发现创新呢？之所以很多是是浅层次的，就是因为他总是停留在第一个层面，就是这个文本讲了什么。老师很少引导学生去探究这个文本，它是怎么样讲的，它是怎么写的，它为什么这样写而不那样写。最典型的比如说汪曾祺先生的这个《北京的胡同》，我听过很多老师讲《北京的胡同》，基本上进去之后就问《北京的胡同》讲了什么，学生回答讲了胡同。然后又说胡同是一种文化，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化，那你看咱们西安有西安的胡同，咱们广州有广州的小巷……大家拿出很多照片，看上去整个课是在探究，但是这个探究是在探究什么呢？胡同是什么？胡同有什么特点？胡同中保留着哪些文化？而汪曾祺先生的《北京的胡同》就被丢在一边了。但是优秀的老师他会怎么样呢？有一个老师他是这样讲的：他一进去的第一个问题是汪曾祺先生的《北京的胡同》的第一句话说“北京城方方正正的像一块大豆腐”，这个比喻好不好？这个问题就是语文层面的问题了。他就问这个比喻好不好。可能学生一开始说这个比喻不好，因为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怎么像个大豆腐呢？好了，然后老师引导学生往后看，这个时候学生就会发现汪曾祺先生所写的这个胡同是平民大众的胡同，是老百姓的胡同，你看他后面用的都是那些非常非常底层的草根的这样的一些事例、语言等等。再说汪曾祺先生笔下的胡同不是帝王将相的北京，不是楼台亭阁的北京，不是这个护城河高墙大院的北京……而是什么呢？小老百姓的朴素的非常非常草根的这样一个北京。因此第一个比喻一下子就切入到普通百姓的这种言语结构的深层，这个比喻非常好，为全文鉴定的一个基础，这个文本就非常有味道了。这样的探究我想才是真正具备语文性的探究，这样的发现也才是真正具有语文性的发现。

我们的老师可能要在这个层面上来多下工夫，我们有的时候之所以进行一些非语文的探究，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老师本身这个观念还不是很清晰；第二个原因就是有的时候老师用一些问题来掩盖自己面对文本的无力。比如说上有关孙中山先生的《布衣总统孙中山》的这个传记，老师问一个问题“孙中山先生这种淡泊的精神在我们今天还需不需要”，让学生去发现去探究。表面上看起来这个问题很好，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他就有两个问题存在。第一这是一个不可证伪的问题，我只能说他需要，我不能说他不需要。第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不需要深入到文本当中去寻找依据，我只要对孙中山先生的生平有一点了解，我有一些政治课上学到的一些术语，有一些基本的常识，我就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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