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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教育史上课程论演变述评
作者:翟大林    文章来源:本站资料    点击数:    更新时间:9/22/2008    

 

  纵观人类历史的进程,人们总是在不断总结和继承先辈与大自然作斗争的经验教训中前进的,在这里,教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教育理论中课程论是核心,它直接影响到新生一代是否能够获得最新科学知识内容,使之造福于人类的问题。那么何谓课程论呢?课程论是研究确定课程内容的理论,作为其研究对象的课程,则是“为了实现各级学校的教育目标而规定的教学科目及其目的,内容、范围、份量和进程的总和”。在教育史上,课程论的产生与发展受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影响和社会政治制度的制约,并且随着人类社会的更迭和发展,沿着否定之否定的道路向前发展的。

  我们尝试着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课程的演变过程,以便借鉴过去,立足现在,展望未来。

  一

  在西方课程论发展史上,古代希腊的课程特点具有世界的意义,其最有代表性的是斯巴达和雅典的教育。这两个希腊城邦国家,由于地理环境不同,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也不平衡,因而他们的课程设置也有很大差别。

  斯巴达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平原上,交通闭塞,便于农业生产。斯巴达是农业奴隶制国家。从阶级力量对比上看,三万名左右的农业贵族,统治着近三十万名奴隶。这就决定了斯巴达教育的特点,即通过严酷的军事体育操练把贵族子弟训练成为体格强壮的武士。它的课程是“五项竞技”——赛跑,跳跃、角力,掷铁饼、投标枪,此外还有游泳、骑马飞射箭飞军事游戏,音乐和午蹈等。

  雅典位于希腊半岛的东南部,交通方便,手工业和商业相当发达。地理条件的优越使雅典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这就决定了雅典的教育是注重培养多方面和谐发展的人。雅典城邦是民主政体形式,许多人通过公民辩论参加城市事务的管理。为了有效地在公民集会上演说,人们需要掌握演说的方法和技巧。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公元前481,一前411)及智者派教师充当了传授辩术的角色,他们周游各城市,以游学的方式给贵族青年传授“三艺”,——文法,修辞,雄辩术,培养了一批演说和辩论人才。智者派创立的“三艺”是古希腊最早的课程内容。

  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一前347)的教育思想是在古希腊教育实践基础上产生并与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紧密相联的,主要反映在他的著作《理想国》里。他认为教育的目的首先是培养哲学家,其次是培养和训练保卫国家和维持国家秩序的军人;第三是劳动者(农民和手工业者)。依据这一目标,柏拉图吸收并发展了智者派的"三艺”和斯巴达的军事体育课程,在教育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四艺”课程: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构成了希腊完整的课程体系,为“七艺”的产生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柏拉图看来,“七艺”的内容应该根据教育对象来确定,培养哲学家应以学习“三艺”为主;“四艺”为辅。在“三艺”中哲学(辩证法)是超出于其他学科的最高学科,是指导人们认识理念世界的最高“理念”——神的学科,文法和修辞是研究哲学的基础,”四艺”则是为哲学家接近理念服务的,柏拉图规定了“四艺”科目。他认为学习算术,在于掌握“调兵列阵”,计算船只的数目等,学习几何学,在于掌握建造兵营,争取据点的本领,学习天文学,有助于战时观测气候,天象等,学习音乐,可使军人培养乐观,勇敢,严肃、高尚的精神境界。对于劳动者的教育,他认为只要给予初步的读、写、算知识,养成他们对统治者顺良的品格就行了。

  希腊的“七艺”课程对罗马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罗马政治家西塞罗(Qcero公元前106——前43)主张学校课程应该向希腊学习,开设雄辩术、文学、修辞学、历史、哲学等,目的是培养具有演说才能的政治家。教育家昆体良(Quincilianus35--95)赞同西塞罗的观点,为雄辩家的教育规定了较为广泛的普通学科,他注意到学生接受知识的能力,提出学校课程应该各科并进的观点,他认为“学习种类的变换,对学生的精神是一种调剂和休息,可以减轻疲劳”提高教育质量,昆体良的这种课程观点是对希腊教育的一个发尽展。

  在罗马帝国后期,学校教育逐渐衰败,基督教兴起,宗教教育取代了世俗教育。在欧州,著名神学家奥古斯丁(Augusnus354430)认为整个世界无非是一面镜子。人们所看到的世间一切事物不过是神的旨意的反照,教育的目的是为基督教服务,使人类更爱上帝。他主张希腊一罗马的“七艺”应该作为宗教教育的工具和形式,教材的内容要彻底的改编,以《圣经》及其宗教著作为主,使之服务于基督教。奥古斯丁关于课程的观点实际上是对古希腊、罗马课程内容的否定。给“七艺”科目打下了深深的神学烙印,影响了中世纪教育和文化的发展。“七艺”作为宗教教育课程,在七世纪由塞维尔主教伊西多(1sidore600636)正式确定下来。欧洲中世纪,宗教教育与封建主的世俗教育并存,其中以宗教教育为主干。在“七艺”中,始终贯串着神学思想,渗透着宗教教育的目的和要求。如学习文法,掌握拉丁语用以指导阅读圣经,修辞学的学习是为了分析经书的文体,训练宗教的口才,学习辩证法则是为教会宗教信条辩护,并打击“异端邪说”等等。中世纪教育的另一重要分支是骑士教育,盛行于十一至十四世纪,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家庭教育,骑士教育不重视知识的掌握,以尚武精神为主,教育内容有“骑士七技”:骑马、游泳、投枪、击剑、打猎、奕棋、吟诗。

  宗教教育和骑士教育构成了中世纪教育的特点。宗教教育妄图通过向劳动人民灌输宗教迷信,麻痹人民的思想,从精神上奴役人民,维护封建统治。骑士教育则是通过尚武精神灌输和军体训练来培养武士,维护封建统治,两者方式不同,目的一致。当然中世纪教育不是—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关系的变更,教育内容也不断更新与发展。

  中世纪宗教课程的否定归功于十四世纪产生的文艺复兴运动。人文主义者维多利诺、拉伯雷、伊拉斯莫斯、蒙旦,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康帕内拉等人深刻地鞭鞑了宗放教育对儿童个性的压抑和摧残,提出了适应人的能力发展的课程内容。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新的学科不断增加和分化,,逐渐发展到近20个学科。注重科学知识的构成是文艺复兴时期课程内容的特点,它对于人们冲破中世纪宗教神学的束缚,解放思想,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起了很大的影响。

  文艺复兴教育的集大成者是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JohannAmosComenius,土592一一:1670)。他继承了古希腊一罗马的教育遗产,吸收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的成果,经过长期的教育实践,提出了“泛智论”思想。首先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教育可以使人的“知识,德行,虔信的种子”得以发展,这样“人才能成为一个人”。其次,他认为人人都可以不分性别、宗教、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差别接受和掌握广博的知识,得到全面而和谐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他为各级学校规定了百科全书式的教学内容,即语言(拉丁语、国语、希腊语、希伯来语),“七艺”以及物理、地理、历史、伦理学、神学等。夸美纽斯主张学校课程必须包括人类“一切知识的精萃”,教科书要有系统性和趣味性,使儿童易于掌握。为此他编写了优秀的教科书《世界图解》、《母育学校》、《语言入门》等。他所编写的教科书很受人们欢迎,被译成多种文字,为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所采用,在西方教育史上享有很高声望。

  由于时代的局限,夸美纽斯的思想是充满矛盾的。作为民主主义教育家,他具有进步的“泛智论”思想;作为宗教教派领袖,他又具有浓厚的宗教思想,反映在他的课程论体系中既有科学知识,又有封建迷信的传统说教,既有世俗知识,又有宗教内容,正是这种矛盾性体现了夸美纽斯作为中世纪最后—位杰出教育家,新社会第一位教育家的鲜明特点。

  综上所述,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课程论经历了曲折的演变过程。柏拉图完善了古希腊的“七艺”课程,昆体良则丰富了它。在奥古斯丁时代,一切科学成了神学的奴婢,“七艺”成了无内囊的空壳。文艺复兴以来,课程论出现了复苏,时代的发展要求新兴资产阶级用科学内容武装新生的一代,夸美纽斯负起了这一重任,他的“泛智论”思想,为百科全书式课程设置提供了理论依据,奠定了近代资本主义课程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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