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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敏答安琪问:金黄的稻束
作者:.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2006年7月17日    点击数:    更新时间:12/1/2008    

    安琪:您毕生在高校从事教学工作,您认为高校在培养诗人及普及诗歌教育方面应如何做?

  郑敏:这点可参照西方大学的经验。美国许多名大学为了培养诗人,除了开各种本国与世界的诗歌诗学正式课程之外,还面向社会的诗人和准诗人,为诗歌爱好者开短期诗歌讲座。不论为本科与研究生,及社会学员开的课程都聘请当代名诗人任教。受聘的诗人教授,在学历上不必和正规教授同等要求。因此使学生有机会接触名诗人,直接吸取他们的创作经验。这样使得大学生和社会诗人及诗歌爱好者都有机会直接接触当代名诗人,并向他们学习诗歌创作的经验,大大的提高社会的诗歌欣赏力,普及了国民的诗歌教育,使诗歌走进千家万户。因此在美国诗歌朗诵会经常在社会及大学校园举行,成为一般市民和学生教师晚间文娱及文化活动的一种项目。尤其对于文化教育界的市民,举家去听诗人朗诵会就如同去晚间音乐会一样,因此可以说诗歌己经走入平常百姓家,正如中国古时有井水处就有诗歌一样。在今天商业主义如此盛行的美国,竟有如此普及的诗歌教育与欣赏,令人赞叹。反之,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我国各种种类文学作品中诗歌的读者数量最少。尤其在成年文艺爱好者中,据我所接触到的,大多在工作之余,为了娱乐,首选是以世俗欲望为主题的小说和影视。这充分说明艺术和诗学哲学在我们国民的心灵教育中缺乏渗透力,人们在这商业主义泛滥的时代,已失去对精神美和崇高的追求和渴望。多年来我们的德育形成以单一的意识形态教育人民,培养成简单地以某种概念“挂帅”的生活态度。人们逐渐变得思维懒堕。重实利,轻美育。生存的意义重在于物质欲望的满足和享受,因此只要求 “来点实的”。追逐实利之风泛滥,知识分子也早已失去 “十载寒窗”的求知渴望。诗人最需要的是境界,只有以爱和智慧来营养他(她)的灵魂,才能自灵魂深处涌出诗泉。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种论点太不符合今天商业主义滥行的世风。不错,上个世纪我们推行的清教徒式的物质生活,崇高的灵魂的教育改造的路线,今天的反作用是使很多中青年摇摆向另一个极端,就是名利物质的丰收是胜利的符号,是强大的标记,是成功的证书;因此今天在反对伪崇高的教条主义之下,人们不会无所求的献身给诗歌的艺术的探讨和追求的。结果是今天诗歌失去很多读者和执着的诗人。诗歌已让位给小说、影视及其他更富娱乐性的文学。今天诗歌的地位很像没落的英雄,或孤芳自赏的艺术家。诗人必须安于寂寞。

  安琪:众所周知,您是 “九叶诗派”的一员,作为当事人,您心中的九叶派肯定和他人心中的有所不同,请向我们描述一下吗?

  郑敏:1979年是古老中国的另一个春天,一个重新找到文化的丰富多姿的春天。古典的、西方的,和正在含苞的当代诗文化又都纷纷的起舞。就在这时,一位身居闹市而不染的艺术家、诗人、编缉家曹辛之将九位二战后四十年代写新诗的诗人约到他在王府井家中聚会,说服大家:诗歌百家的春天来到了,我们应当找回1940年代我们发表过的新诗,出一本集子,好让年轻人知道中国曾经有过这种诗。大家听了后有些犹豫,又有一些不妨一试的想法。这本选集应叫什么呢??有人说 “咱们不是主流诗人,够不上‘花’,只能是陪衬花的叶,就叫《九叶集》吧”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没想到集子出来后,流传颇广,无意中打开建国后新诗流派风的第一页。历史大概总是在偶然与必然的鸡尾酒配对中形成的吧。关于这九位诗人,其中四位(穆旦、袁可嘉、杜运燮、郑敏)原毕业于西南联大的文学院,当时从事教学科研和新闻工作,余五位(辛笛、曹辛之、唐祈、唐隄、陈敬容)当时多从事教学或编辑工作。九叶的诗风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共同,就是他们都反映二十世纪二战胜利结束后人们的时代精神的特征,那就是希望和忧虑交织,痛苦和兴奋并存,人类又逃过一劫,但明天应当是什么样的呢?从风格上讲他们的诗歌语言已走出早期的口语大白话,开始了用文学语言承载他们复杂的现代思想感情。比起二三十年代的思想要复杂得多,用简单的说法1940年代人类的文明已从弥尔顿的《失乐园》走到艾略特的《荒原》,面对着欧美的资本主义和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所形成的十字路口,面对着科学所拥有的::天使的慈悲和原子弹杀手的冷血的两面性。人类的理性和良知在二战后受到前所未有的无情冲击,这冲击使得人类怀疑什么是人类文明之路。一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核武问题不仍是悬在人类的头上的那把利剑吗?九叶诗人那时的诗就是产生在那个令人类为之惊愕失语的历史年代。它记下中国那时的国魂的某些颤抖,人民心灵的某些隐痛,诗魂的俳徊足迹。

                                  

  安琪:您认为中国新诗今天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它的前景如何?

  郑敏:新诗今天面对最大的挑战是来自商业主义的泛滥,它深深影响了中青年诗人的生命价值观。五四以后,中国的知识青年,走出封建令人窒息的落后,曾带着何等的激情奔向科学民主,新诗因此应运而生。然而历史远远不是一个有简明答案的数学题。在整个二十世纪,我们对真理的寻找从没有怠惰,新诗是我们的真诚伴旅。然而新诗的诞生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诗学的问题,包括诗的语言艺性,格律诗和自由诗的形式美。自由诗的 “自由”经常被完全误解。以为自由诗不需要、不存在任何形式上的要求,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殊不知这是汉语新诗自诞生以来最大的一个误区。在人类精神和肉体的生存和发展史上 ,“自由”意味着独立的、充分自觉自发的创造活动,而非放任自流。这种对自由诗之自由的曲解正是其至今还无法与世界自由诗佳作比美的重要原因。所谓自由诗不是没有形式美,而是允许诗人拥有最大的自由来创造自己诗作的形式美。没有无形式的诗,因为形式是内容的延伸,是诗之灵魂的肉体化,诗之 “无”(魂)生其 “有”(肉体)。因此自由诗的作者只有创造他的作品的形式美的最大自由,而无忽视他的作品的形式美的自由。正是这方面的误导,使得汉语自由诗迟迟不能成熟,甚至在诗歌读者中遭冷遇、嘲笑,如:“这也算诗!谁不会写?分行就行了”。因此,自由诗的作者只有创造形式美的自由,而无忽视形式美的自由。形式美学包括诗的字、行和诗段(stanza)的排列组合所形成的建筑美;字音的音乐效果;字词丰富的联想空间,表达的艺术精深到位。最重要的是建构潜在的诗的内在结构,真正做到形式是内容的延伸。所以自由诗与格律诗要求不同的诗歌艺术才能。前者的独创性极高,使诗能在茫茫空间中获得自己特有的艺术造形,屹立于诗的世界,为后人所赞叹;后者的艺术则在于如何能将格律的束缚转换成可发挥诗歌艺术的条件。如将汉字的四声依照律诗与词的字数的规定,编成平仄声谱,而后参照声谱,选用声与意都能表达诗词的内容的字词填入,就能写成一篇佳作。二者各有各的难处。前者有创造形式的自由,却要求有不平常的造形才能,后者形式已提供给作者,但作者须有依形造诗的才能,而没有削足适履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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