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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作者:毕诚    文章来源:本站资料    点击数:    更新时间:5/20/2008    

  梁漱溟(1893—1988),名焕鼎,字寿铭,早年笔名为寿民、瘦民,祖居广西桂林,后移居北京,蒙古族人。梁漱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文化哲学创始人。由于他以宋明理学作为学问根底,并倡导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开拓人类新文化生命的基础,注重弘扬儒家学说乃至重建新儒家学说,故海内外学者奉之为现代新儒家

  梁漱溟出于世代官僚的士大夫家庭。年13入北京顺天中学堂。所学科目除国文外还有英文及数理化。在中学求学时期,追求维新派,思考社会改造与人生问题。年18岁,时值辛亥革命爆发,遂放弃升学,到《国民报》当记者。此年加入京津同盟会组织,后热心于社会主义23岁时发表《究元决疑论》,受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赏识,决定聘请到北大讲授印度哲学。但因他职任司法部秘书无法分身。次年入北大任教,至1924年止,共7年。26岁开始东西文化比较研究,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印度哲学概论》一书。次年在北大出版《唯识述义》(第一册)31岁时辞去北大教职,赴山东试办曹州第六中学高中部。尔后投入国民革命,转而立志于乡村教育运动。1930年在河南村治学院任教务长,并接办《村治》月刊。在河南村治学院因蒋冯中原大战而停办后,他转入山东,在邹平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任研究部主任。1932年发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本书是他在社会改革方面的代表作之一。迄止抗日战争爆发,他一直在山东邹平与菏泽县搞乡村建设实验。1937年发表《乡村建设理论》(亦名《中国民族之前途》)。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梁漱溟作为社会名流和民主人士的代表,为国共合作奔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参加中央政府的政治活动,为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1953年,因他在讨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问题时发表不同政见,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批评,此后受到不公正的思想批判。1970年他开始撰写《人心与人生》一书,至1975年完成,1984年由学林出版社出版。1985年,开始创办中国文化书院,并以92岁高龄在中国文化讲习班中国文化传统报告。1988年因病逝世,享年95岁。

  梁漱溟一生,著述极丰,主要著作有:《印度哲学概论》、《究元决疑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论文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大意》、《乡村建设理论》、《朝话》、《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我的努力与反省》、《东方学术概观》、《梁漱溟教育论文集》等数十种,其中《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他的成名作,《中国文化要义》是其文化哲学的代表作,而《乡村建设理论》则是他的教育理论代表作,他最得意的力作还有《印度哲学概论》及《人心与人生》。山东人民出版社近出版有《梁漱溟全集》。

  《乡村建设理论》(1937),由邹平乡村书店出版。梁漱溟自称是其困勉研索的结果这里面的见地和主张,萌芽于民国十一年,大半决定于十五年冬,而成熟于十七年。从开始酝酿到成书,大凡经历了16年之久。该书出版后,影响很大,当时学者们认为这是中国现代教育界最有创造性的教育理论著作,由此确定了梁漱溟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地位,成为乡村建设派的主要代表人而饮誉海内外。该书出版后不到两月又再版,1939年又在重庆印刷。其流布之广之久,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绝无仅有的。

  《乡村建设理论》(以下简称《理论》)35万字。全书由甲部认识问题和乙部解决问题两大部分构成。甲部认识问题的主要内容有:一、乡村建设运动由何而起?二、中国旧社会组织构造及其所谓治道者;三、旧社会构造在今日崩溃的由来;四、崩溃中的中国社会——极严重的文化失调;五、中国政治无办法——国家权力建立不起。乙部解决问题的主体内容包括:新社会组织构造之建立——乡村组织政治问题的解决经济建设末后我们所可成功的社会。书后附录有我们的两大难处一文。在认识问题部分,主要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和以文化社会学的分析方法,来观察、分析中国社会结构及文化传统性质的,它作为乡村建设理论的依据和乡村教育思想的基础;在解决问题部分,主要阐述乡村建设必须依靠教育手段,通过社会组织的重建和现代科学生产及生活知识的灌输,来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和促进农业经济的复苏与振兴,使中国逐步过渡到真正以民为主的现代国家并由农业引渡到工业化。这部书除了它的理论即梁漱溟特有的文化哲学思想被具体应用于中国社会研究外,还在于它以乡村建设实践为基础,充分地总结和提炼了有关中国社会改造与乡村教育的基本原则,许多论述中富有真知灼见,揭示了中国乡村社会与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为当时从事教育改革和社会改造的人们提供了认识与解决中国问题的新思想新方法。

  《理论》认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原有社会结构完全被破坏,农业自然经济解体,专制统治丧失基础,国家处于一盘散沙,任人宰割,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中。它既不同于东方日本,亦不同于西方欧美,因为日本与西方已进入资本主义工业化,都市文明处于上升时期,而中国此刻政治上、经济上都没有路走,整个社会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走向崩溃。旧结构破坏,新结构未建立,以致中国处于散漫无组织无自控能力的窘境之中。中国原有状态的破坏,其根本原因在于西方文化的侵入,导致了中国固有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急剧冲突,因此文化失调是造成中国如此局面的内因。

  该书指出:西洋近代社会为个人本位的社会,阶级对立的社会,那么,中国社会可以说为伦理本位、职业分立。所谓伦理本位,即始于家庭亲子血缘关系的伦理关系,涵化了整个社会人际关系,三纲五常成为国家政治和社会道德及社会秩序的根本原则,因此中国的社会缺乏西方式的团体组织和团体生活,而只有伦理关系网络和情谊生活习俗。若中西比较言之,在社会方面西方重法律,而中国社会秩序得以维持则欹重于礼俗。近代法律之本在权利,中国礼俗之本则情与义也。在经济方面,中国家庭是农业自然经济生产、消费、分配的单位。以伦理关系决定财产的分配使用及继承,在西洋则父子、夫妇异财,其他无论。在西洋自为个人本位的经济;中国亦非社会本位的,乃伦理本位的经济也。在政治方面,中国但有君臣间、官民间相互之伦理的义务,而不识国家团体关系。亲子血缘关系下的宗法政治,亦家庭情谊化,讲忠讲孝。而西洋则个人本位与国家相对峙,故维系社会秩序的乃是超伦理的大团体力量即体现国家权力的法律。所谓职业分立,即:一、土地自由买卖、人人得而有之;二、遗产均分,而非长子继承之制;三、蒸气机、电机未发明,乃至较大机械亦无之。这就是说,一方面生产资料分散流动,经常处于再分配状态中,不能形成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和世袭性的剥削阶级,故无垄断即无阶级;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力长期处于委顿状态,所以始终不能发展到工业社会。正因为工业社会不能形成,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营生产方式,只有行业不同的职业者,而无两对立的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存在,因此这就形成了中国社会职业分立的特殊职业人口构成状态。梁漱溟认为经济结构的特殊性影响和产生了政治结构的特殊性,即中国的国家政权不是垄断在.贵族手里,皇帝是孤家寡人,政权在官而不在贵族,知识分子虽因科举入仕为官,成为统治者,但中国始终没有形成统治阶级,因为知识阶层为官是非世袭与非垄断的。所以,中国旧政权从形式上是专制的,但从结构上讲乃是开放自由的,其职官与西洋中世比较,显然是有职业性而无阶级性

  梁漱溟认为,伦理本位、职业分立是交相作用和互相助益的。即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职业分立经济决定伦理本位的社会关系形成与巩固,而伦理关系的形成与巩固,它消极不使超于阶级对立,即是积极助成职业分立。在消费上,西方人的钱多用在生产上,在中国则多用于消费上。故西方趋于生产本位,自由竞争,演为资本社会的阶级对立,中国由伦理相保,趋于消费本位,终不演成阶级。伦理本位所以大有造于职业分立,使经济上不能形成垄断阶级,所以中国旧社会亦不能形成专制独裁之势。这样,中国社会结构是超稳定的,只有周期性的一治一乱而无革命,秩序所赖以维持的不是国家法律,而是教化、礼俗、自力。质言之,教化与礼俗之所以作为维持社会政治秩序的治具,主要是由伦理本位的社会内在结构决定的。伦理秩序的好坏,直接关系国家政治秩序的稳定与否。因此重建社会伦理秩序是中国起死回生的根本问题。

  在《理论》一书中,梁漱溟指出,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封建社会的自身腐朽,中国原有社会结构、文化结构、人际关系等发生了急剧变迁,这种社会的急遽变迁主要是文化失调引起的。()伦理本位的社会被破坏而走向它的反面,一则以对方为重的风俗为个人本位、权利观念所取代;二则由政治的变动,而有法律的改定;三则是忠君之义打消,而团体意识未立,故以团体领袖与众人之间的相互义务代替了忠君之义,而无团体份子之间的相互义务()职业分立的社会被破坏。它的破坏导致政治上的垄断和专制,教育机会由旧时相对均匀而趋向阶级垄断,士农工商的入仕机会普遍丧失,政权完全操纵在少数剥削阶级的人手里,民众无参政机会,只好靠知识技术和自身劳力来维持生计,出现一种争夺之局,旧礼俗、教化完全不起作用。梁漱溟认为,中国现在是一个社会秩序改造的时期,社会秩序大改造,即可谓之革命。这里所谓的革命,不是指武力推翻现政权,因为他认为暴力革命只能起破坏作用,对于重建社会伦理秩序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没有积极意义的,最多是使政权易手而已。真正的革命乃是从根本上重建社会结构。

  基于这些认识,梁漱溟指出乡村建设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因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文化失调,故实系于文化问题之解决。而文化问题解决的方法与途径唯在乡村建设。所谓乡村建设,是以解决文化问题为中心的社会建设,其目的不止在文化本身,而是对社会、政治、经济诸问题的综合解决,是从乡村开端倪,来创造一个新文化,创造一个新社会制度。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上以伦理本位为核心,以为伦理与职业、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等是相互作用的,社会问题的解决不能单从本位之外的某一途径着手,而应当从本位入手,对整个社会组织构造进行重建,即要从社会全盘关系作工夫。因为,中国处于严重的文化失调状态,文化失调则民族文化生命力丧失,然文化生命是决定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的根本。在中国这一农业社会里,乡村破坏乃是中国文化之本的动摇,因此社会组织构造的重建要从乡村建设入手,通过教育手段使中国文化之本得以巩固,从而使中国文化复活其自身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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